矿业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核心突破口

文 / 侯恬

编辑 / 杨旭然

资源品，包括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以及各类金属矿产资源，是整个工业体系的粮食和血液，是整个工业体系运转的基础。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费国，我国始终在面临各类关键资源储备不足或者价格无法控制的问题。数据显示，在36种战略性矿产中，我国有20种对外依存度超过40%，13种超过70%；能源领域，天然气的对外依赖超过一半，石油则高达70%以上。

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决定了我国矿企必须走出去。同时这也是和平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原材料问题的唯一解。在关键矿种和能源领域，走出去并购优质资产，获得优质矿产的所有权，不仅是企业构建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资源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便已开始尝试在海外布局矿产资源。但那时由于经验不足，曾踩过不少坑。许多原以为能带来收益的项目最后都打了水漂，甚至造成了大额亏损。

此后，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盲目“抢矿”的风险，企业的海外投资逐渐谨慎。但期间也有一批优秀的资源型企业，逐渐在全球化业务的推进过程中发展成国际巨头。

近年来，随着国内“双碳”目标持续推进，资源类项目审批愈发严格，出海找矿重新成为企业获取项目与拓展市场的关键路径。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围堵力度也在加大，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投资目的地受阻，投资重心正在转向非洲、东南亚、拉美等资源富集的新兴市场。

但新兴市场的投资同样面临问题。交通、电力、法制、政局、政策……新的变量层出不穷，竞争者也早已布局其中。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径，正成为一批中国矿企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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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试错

1984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10%的权益，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股权形式参与境外矿业项目，也由此揭开了资源型产业出海的序幕。

那是一个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彼时的中国企业实力尚弱，经验匮乏，对国际市场更是两眼一抹黑。整个90年代，走出去的主体基本以中钢、首钢、中石油为代表的央企为主，相关企业海外投资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非常少。

真正的“出海潮”在21世纪初拉开大幕。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汽车、化工、房地产等高耗能行业如火如荼，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迅速膨胀。与此同时，国家“走出去”战略正式确立，金融、政策、外汇等多方面支持逐步到位，资源类企业开始加速奔赴海外寻找矿源。

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矿业对外投资额仅为13.8亿美元，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48.1亿美元，采矿业成为我国对外投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参与主体也从国企逐步扩展至部分实力民企，相关企业通过参股、并购、技术合作等方式进行海外资源储备。

但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买矿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矿产埋藏于地下，不确定性极高，而资源型行业又天然带有强监管属性，极易遭遇东道国政策变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法律制度差异带来的冲击，这就导致中国企业长期以来踩坑不断：

2006年，鞍钢集团入主卡拉拉铁矿，结果因为矿产品位不及预期，投了8年仍长期亏损；

2008年，中钢收购澳大利亚Weld Range铁矿13.6亿人民币，却因基础设施迟迟不到位，项目一度暂停长达七年；

2009年，中铝集团收购力拓失败，力拓单方面毁约并向中铝支付了1.95亿美元“分手费”；

2010年，紫金矿业因刚果金当地政府态度的变化，被宣布对当地铜矿的收购无效；

2012年，中铝股份9.2亿美元拿下南戈壁资源，但遭遇蒙古政府强烈反对，交易最终作废。

根据《中国经营报》早年的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国资源企业在海外的矿业并购，失败率高达95%。许多企业组团出海，结果拿回来的项目不仅没有形成产能，还带回了一堆诉讼、减值和教训。

踩过坑之后，以往在能源领域冲在最前线的国企们，也开始变得谨慎，中国资源类企业对外投资热度明显降温。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矿业类对外投资占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比重为22.4%，2015年降至8%，而2016年上半年更是跌至4.7%。

此后，一批民营矿企汲取教训，通过布局海外实现快速增长，完成从小企业到全球巨头的跨越。其中典型者包括紫金矿业，洛阳钼业等，都是在过去10年通过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跻身到行业龙头的位置。

紫金矿业在塞尔维亚、刚果金布局多个铜金矿，洛阳钼业则通过收购北帕克斯铜金矿、巴西铌磷矿等项目，迅速扩张全球份额。相比早期那种“大跃进式”的盲目投资，新一轮的资源企业出海，更加注重产业协同、政策协调与投资可控性，因此成功率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近两年，国内“双碳”目标持续推进，资源类项目审批趋严，电力、石化、有色金属等资源型行业出海步伐又开始提速。但这一次，出海的路径和以往有所不同。 

02 博弈

近两年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频频收紧政策，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2022年6月，美国联合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余个主要经济体，宣布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称其“致力于建立强大、负责任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制衡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也被称为“矿产北约”。

MSP的一些国家中不乏过去中国矿产企业的投资高地。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矿企出海的热门目的地。根据统计，截至2022年一季度，我国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为所有国家最多，为259个，加拿大第二，为59个。

随着政策的变化，我国继续在这些国家进行资源投资，必然将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典型的像加拿大在2022年颁布法案，对外国资源企业投资审查实施更加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后中矿资源、盛新锂能、紫金矿业等一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股权收购事项，陆续都被撤销掉。

面对持续收紧的西方政策环境，中国矿企的出海目的地，开始更多转向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国家市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2021-2023年间，我国采矿业对欧盟、澳大利亚投资整体下行，但对东盟的投资整体在增加。同时，据多方报道，中国在非洲的权益矿布局也在提速，且在从仅投资上游矿产向投资整条产业链的方向演进。 

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倒逼。相比西方国家强调资源的安全性，新兴国家在资源利用上的核心诉求是“换发展”，而中国来投资势必带动当地经济，这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

而且，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还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因此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矿业政策相对西方而言整体要更加友好。

以赞比亚为例，中国投资的铜矿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在土地使用、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印尼也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商矿企投资也出台了包括税收减免、投资便利化服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也极为丰富。公开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掌握着全球40%的铁矿石储量、32%的铅锌矿、26%的金矿以及近20%的铜镍矿资源。由于历史上战乱频发、勘探能力不足、资金投入有限，许多矿体尚未规模开发，这就给中国企业创造了机会。

近年来，赣锋锂业、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在非洲锂钴资源圈加快布局，华友钴业、天山铝业等也在东南亚密集落子，投资镍矿、铝矿等资源，我国在新兴市场的资源开发正在加速。

03 求解

新兴市场的资源确实丰富，政策也对中国相对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挑战不存在。相反，从早期试水到如今加大力度布局，中国资源企业在非洲、东南亚、拉美的难题始终都存在。

首先就是“硬条件”的掣肘。与欧美等更加成熟经济体相比，许多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公路、港口、电力、供水，甚至通讯网络，都难以支撑现代矿业项目的运行。

再者是“软环境”的不确定。不少国家政局不稳、法律体系不健全，矿权审批流程缺乏透明度，合同执行力度有限，政策朝令夕改几乎成为行业常态。企业不仅要应对矿产资源本身的勘探风险，还要时刻提防这些国家在制度上的“黑天鹅”。

地缘政治层面的阻力也更为复杂。随着中国资源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扩张不断提速，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也被不断触动。美国政府早已将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关键矿产链条上的布局，视为对自身技术安全和战略地位的直接威胁。

为此，美国牵头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不仅多次拉拢非洲国家“站队”，还力推所谓的“洛比托走廊”计划，试图通过几内亚湾铁路与港口串联，把中部非洲的铜钴资源纳入西方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不论这些供应链内部的真实需求如何，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是更加核心的目的。

资源国自身的诉求也在不断升级。把资源红利进一步转化为工业利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政策目标，尤其是一些地区中心型城市。

近年来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加纳、印尼等国陆续出台禁令，禁止锂、镍、钴、铬等关键矿种的原矿出口，倒逼投资企业就地建厂、开展深加工。企业若想继续掌握资源，必须在当地落地下游项目，或将收入资金在当地进行更长时间的停留。这种政策变化，正推动中国企业从出海“挖矿”走向出海“炼矿”。

顺应这一趋势，一批中国企业正加快向全产业链的延伸，逐步在海外构建“采-选-冶-销”一体化产业链：

南山铝业在印尼投资建设烧碱和环氧氯丙烷项目，以配套铝产业所需的化学品；

中色股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拟共建年产30万吨的铜冶炼厂；

中国矿业则在安哥拉基投建石英加工厂，以解决其矿产出口问题。

中国在大力投资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资源的同时，也在发挥“基建狂魔” 的特长。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蒙内铁路、坦赞铁路等陆上交通设施，中国还在非洲、拉美等地区投资、建设和运营了几十个港口，这些都为资源开发扫清了“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中国并不只是把矿产作为商品获取，通过带着装备、工艺、产业链乃至基建一起“走出去”，成功推动了当地社会工业化进程，达到与当地共发展的目的，这和西方国家单方面的掠夺式“经营”，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很多国家乐于在各个领域和我国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04 写在最后

作为一个对矿产资源有着几乎无尽需求的国家，在过去40年间，中国靠着走出去的策略一步步拓展资源版图。从最初的项目试水，到如今不少企业海外资产占比已超过50%，一批中国矿企已经完成了从区域性企业到全球资源巨头的跃迁。

早前，我国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这里有足够多的铁矿和煤炭。但随着企业资本实力的发展，基建能力的跟进，中国通过投资非洲、东南亚等资源富集区，不仅为中国企业打开了更大的资源窗口，也有效分散了政治风险，提高了全球运营的韧性。

如今，中国企业在项目执行效率、成本控制以及技术能力上，已逐步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一些头部企业比如洛阳钼业等，已经搭建起覆盖多个大洲的产业链与贸易网络，并积极推进智能矿山、绿色冶炼等新技术，主动融入全球ESG议题。

在全球资源竞争越发激烈的当下，中国企业面对的困难还会越来越复杂。未来能否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并在制度、技术、环保等关键环节持续提升，满足那些或积极或苛刻的合规要求，是我国资源企业能否在全球真正扎下根、站得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