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随着国泰海通证券正式挂牌,一场酝酿已久的金融版图重构进入深水区。这场由头部券商合并触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在公募基金领域掀起惊涛骇浪——华安基金,这家成立27年、管理规模突破7000亿的“老十家”公募机构,在董事长朱学华卸任、徐勇接棒的关键节点,同时面临业绩滑坡、人才流失、股东整合的三重挤压。新帅徐勇的跨界履历与争议标签,让这场看似常规的人事更迭,成为检验公募行业转型成色的关键战役。
徐勇的接任,被视为华安基金突破困局的关键变量。这位56岁的金融老将,职业生涯始于上海市政府办公厅,随后在太平洋人寿、长江养老等保险机构担任高管,2022年空降招商基金担任总经理。其复合背景被寄予厚望——保险资管的规模扩张经验或能激活华安基金停滞的增长引擎,而政府资源或有助于应对股东整合的复杂博弈。
然而,徐勇的“跨界”标签也伴随着争议。在招商基金期间,他力推的“保险式规模优先”策略暴露明显短板:2022-2024年,招商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累计亏损近600亿元,其中招商指数基金与招商国证两只产品合计亏损超340亿元。更严峻的是,明星基金经理马龙、贾成东等相继离职,资源摊薄导致业绩持续低迷。与此同时,招商基金对ETF等创新赛道布局迟缓,错失结构性机会。这些争议直指核心矛盾:保险资管“重规模、轻回报”的逻辑,能否与公募基金“投研驱动、业绩为王”的文化兼容?
对于华安基金而言,这一矛盾尤为尖锐。截至2024年末,华安基金管理规模虽突破7000亿元,但营收同比下滑9.56%至31.1亿元,净利润减少2.66%至9.1亿元,与易方达、华夏等头部差距持续拉大。其“规模与业绩背离”的症结在于:货币基金占比超40%,主动权益产品却深陷亏损泥潭。徐勇若想复制保险资管的规模扩张路径,恐将加剧华安基金“重规模、轻回报”的结构性矛盾。
华安基金的危机,本质是增长模式的失灵。这家曾被视为“老十家”标杆的机构,如今正面临三重裂痕:
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华安基金货币基金规模达3038.58亿元,占总量超40%,而股票型基金仅661.87亿元,较三年前“腰斩”。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导致其营收对货基费率高度敏感。2024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华安基金营收同比下滑近10%,净利润仅9.1亿元,不足易方达的三分之一。更严峻的是,主动权益产品近三年业绩集体失速:华安优势企业混合A、华安策略优选混合A等明星产品,近三年投资回报均为负,同类排名垫底。
2025年3月,华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亮因“老鼠仓”交易被罚没3132万元,暴露风控体系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固收核心孙丽娜卸任3000亿货基与债基,权益老将李欣清仓7只产品,部分接任者短期业绩尚未明显超越同类平均。更致命的是,投研团队青黄不接:多位基金经理管理规模不足50亿元,而昔日投研标杆杨明近三年业绩惨淡。这种人才断层,直接导致投资者信任崩塌。
2023年,华安基金交易佣金接近行业龙头易方达水平,但规模远不及后者,高换手率引发利益输送质疑。激励机制的僵化更抑制创新活力:研究员需完成“挖掘牛股-说服基金经理买入-跟踪卖出”全链条才能获得考核认可,流程冗长导致投研转化效率低下。当规模崇拜遭遇人才流失与风控失守,华安基金的“老十家”光环正快速褪色。
股东合并引发的整合倒计时,成为悬在华安基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国泰海通证券旗下控股华安基金与海富通基金、参股富国基金的格局,已违反“一参一控一牌”新规,牌照冗余亟待清理。市场普遍猜测,华安基金或被海富通基金吸收合并,核心在于牌照价值的不对称博弈:尽管华安基金规模远高于海富通基金,但后者手握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人三张稀缺牌照,其中社保基金牌照“不可转让”的特性更增添变数。
合并路径暗藏致命风险。若华安品牌被弃,将触发超百只产品更名、合同重签的合规海啸,预估成本庞大。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业务结构:华安基金依赖的黄金ETF与海富通的年金管理业务协同性薄弱,整合后资源调配矛盾可能激化。徐勇的跨界资源或成破局筹码——其保险背景与海富通主力养老资金属性天然契合,而长江养老总经理经历可能助力争取合并主导权。但政策变数仍存:国泰海通需在2026年3月前上报整合方案,且社保牌照的“不可转让性”使监管态度微妙。
当“老十家”的光环逐渐褪色,当规模增长遭遇人才与风控的双重瓶颈,徐勇的接任不仅是一场人事更迭,更是一次行业治理模式的深刻检验。在这场7000亿巨轮的航行中,新帅能否以三重变革破局——短期修复投研体系,中期重建市场信任,长期争夺整合主动权——将决定华安基金是成为行业转型的“先驱”,还是被时代浪潮淹没的“前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