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最新访谈，关于“权力交接”背后、人工智能以及越堆越高的现金储备...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CNBC直播了一场两小时的特别节目《沃伦·巴菲特：一生与传承》。

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巴菲特的访谈对话，大量内容是在巴菲特去年股东大会官宣“交班”几天后进行的。

彼时94岁的巴菲特状态超赞的，思路清晰滔滔不绝，时不时来一个开怀大笑。

他没有理由不享受这样的人生。巨大的财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巴菲特卸下“股神”的光环，以父亲、丈夫、教育者、慈善人的身份，讲述了他人生中极少被公开提及的另一面。

他回忆起少年时的赌马轶事，年轻时对公开演讲的恐惧，以及如何坚持六七十年的“布道生涯”，也细细分享了父亲对他从小的影响。谈到第一任妻子，他承认自己懂投资，但苏珊才真正理解人性。

而三个孩子——苏茜（Susie）、霍华德（Howard）、彼得（Peter）也在访谈中坦言，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塑造了他们对慈善、对责任、对生活的理解。

从一台放在家中吃掉零花钱的老虎机，到允许子女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营各自的慈善基金会；从“给孩子足够的财富去做任何事，但不至于多到什么都不做”，到“要允许失败”——巴菲特用一生传递出的，不只是财富的积累，更是一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自由、信任、耐心，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就像三人在访谈中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说真的，今天坐在这里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居然和父亲如此相似。”

而如今，当巴菲特把伯克希尔的CEO之位正式交给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也正是这些价值观，悄然流淌进了下一代的运营风格中。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不会再上台讲话了，但我还会来。我希望大家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传承。

And 感受下巴菲特在访谈中精神矍铄的表达欲：

“格雷格才是那个真正做决策的人。他能在一周内做成的事情，是我一个月都办不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格雷格理解的企业比我还多。我对伯克希尔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公司很了解，但你要问我对现在新成立的公司了解多少，那我的回答是——不了解。”

“我宁愿让格雷格来打理我的钱，也不会选那些所谓顶级的投资顾问或美国最牛的CEO。”

“我没法想象还有比‘经营伯克希尔’更有意思的事了。”

“墨菲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激发出每个人最好的一面，但他又不是那种老好人。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你如果只研究他一个人，其他人你都不用研究了。”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太复杂，说到底，关键是人会怎么行事。”

“（手握3000多亿现金）但没看到什么值得买的。我们确实在买一些小东西，但都是九牛一毛。我当然更愿意用1000亿买下一家好生意，而不是拿着现金。”

“现金只是工具。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氧气，你必须得有，但你不需要被它包围，也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追求它。”

“我的父亲说过，他完全不觉得我应该走他的老路。他从没说我必须‘继承他的事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就像爱默生说的，‘你身上新的力量，是自然中新的创造’，确实如此。”

“如果你超级富有，你应该给孩子足够多的财富，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要多到，让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最后讲到教书经历时，巴菲特还说，“当时决定我能不能教课的是三个评委，我运气不错：其中一个是汤普森院长，后来我还娶了他女儿苏珊；另一个是赫尔特院长，他女儿是我初吻对象；还有一位是洛克斯院长，他也挺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女儿，不过没发展。”哈哈哈哈～～

关于“权力交接”背后的一些事

 奎克 宣布交班后董事会的反应是？

 巴菲特 人嘛……尤其是男性，能活到95岁的本就不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因此崩塌，只是你没法再像过去那样做某些事情了。而我认为，现在运营伯克希尔的人应该是格雷格。

这件事必须让董事会百分之百达成共识。他们得完全把我放在一边，独立判断他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我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后的第二天就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原本我打算等他们主动提问，毕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公司能在不经过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做多大的交易？

但那天周日，他们都觉得没问题了。

 奎克  也就是说，他们同意让格雷格拥有那样的权限？

 巴菲特  对，基本上就是那样。他们都达成了一致。最后史蒂夫（Steve Burke）说，我们没必要再拖三个月冥思苦想，这就是正确的决定。所以他们就投票通过了。

 奎克  那意味着格雷格现在的权限？

 巴菲特  这其实一直是伯克希尔的巨大优势之一，如果一个公司来找我们，而我们有足够的现金，就能在握手之间敲定交易。因为我们具备那种权限，可以非常迅速地促成大型交易。

格雷格依然拥有这样的权限，他会有很大的自主权。

 奎克 毕竟你仍然是董事长，掌握着公司30%的投票权……

 巴菲特  对，而且我从来没打算卖出哪怕一股股票。这个国家有多少CEO能说出这话？他们不会在生前卖出一股，甚至从没想过靠卖股票换现金。

 奎克 这也促成了你和公司之间各种沟通方式的演化吧？

 巴菲特  是啊。比如昨天我就给格雷格打了个电话，是有人带来一个交易。我收到了一封信……我猜可能只有我会收到这种信件吧。

在美国企业界恐怕没人会像我那样收到这样一封信，对方毫无保留地把整个情况摊开来讲，几乎就是指名要和我谈，不想和其他人打交道。

 奎克 所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不太明白这个“权力交接”的结构？

 巴菲特  他们确实还在观察。但我依然会担任董事长，生活不会有太大变化。我还是会来办公室，只是不再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了。也许你可以在中场来采访我（笑），谁知道呢。

但格雷格才是那个真正做决策的人。他能在一周内做成的事情，是我一个月都办不到的。

不过他的生活跟工作都平衡的很好。他会和孩子们一起打冰球，生活普通，如果邻居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大概也不会意识到从1月1日开始，他将是那家拥有近40万员工、打算经营下一个五十年、一百年的公司的掌舵人。

 奎克 谁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你觉得伯克希尔是唯一一个最有可能在一百年后还存在的公司。

 巴菲特  是的，我确实这样认为。今天的伯克希尔，与我60年前接手时，已经完全是两个样子了。

它会始终随着时代推进，整体上会不断扩张。偶尔也会有些业务消失。五十年、一百年后，一些公司可能已经不再适应那个时代的经济环境了，但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新业务发展起来。

我们可以跟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前进，也可以随着资本的流动去布局。

在某种意义上，格雷格理解的企业比我还多。

我对伯克希尔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公司很了解，但你要问我对现在新成立的公司了解多少，那我的回答是——不了解。

关于拥有经营企业禀赋的阿贝尔

 奎克 有些人会说：我们知道格雷格是一个优秀的运营者，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他懂保险业务吗？他懂股票投资组合吗？他懂资本配置吗？

 巴菲特  如果你懂企业，你就会懂股票投资组合。我们买企业和买可交易股票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企业。

想象你今天手上有一大笔钱，而你一生都必须住在一个地儿，而且你得在一个月内买下三家公司。

你在评估这些企业时，思考的逻辑和你挑选股票时是一模一样的：哪家公司有前景？哪些会被竞争对手围攻？这些对手能不能干掉它们？这些问题一层层展开，完全是一样的逻辑。

你会挑出最好的三家公司。当然你不会说，“我要看它们的每日股价”，或者说“我要一张它们内部交易的图表”。那些公司也不会为我提供季度预测。我的目标只是找出最好的三家公司。

格雷格知道怎么做，我也知道怎么做。他工作更勤奋、效率更高，也对某些行业了解得更多。

评估一家企业的价值，并不需要什么天才，也不需要什么希腊字母公式。比如说，哪怕格雷格早早辍学，就像我们某些经理人那样，他依然一样聪明。

我想不出有什么书，比我六十年前读过的那几本，更能教会你“如何评估一家企业”。而且说到底，格雷格比我管理过更多企业。

他去过英国运营公司，也曾在奥马哈负责过一些业务。他跑过各地，亲手经营过几年公司。他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秘诀，也不是只有CEO才掌握的独门诀窍。

我宁愿让格雷格来打理我的钱，也不会选那些所谓顶级的投资顾问或美国最牛的CEO。

 奎克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巴菲特  没错，但这是我们早已做出的选择。我确实把我的钱交给他来管理—，本质上是这样的，因为他懂企业。

有些人天生就懂企业，有些人不懂。有些人懂音乐，有些人不懂。有些人擅长某些体育项目，有些人不行。

我对大脑的运作也不太了解，恐怕谁也搞不太清楚。但有些人确实拥有惊人的天赋。比如，有人能记得自己五十年前打的一局桥牌，甚至还能复述其他所有人的牌；也有人能坐在钢琴前，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弹奏得天衣无缝。你看看雷·查尔斯（Ray Charles）或者其他音乐家就知道了。

这就是不同人的天赋。而我恰好遇到了一个天生会经营企业的人。

 奎克 你向全世界“官宣”格雷格·阿贝尔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出任CEO。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宣布。当时你紧张吗？你提前想好要怎么说了吗？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惊喜”的方式宣布？

 巴菲特  哦，其实我就喜欢这种方式。（哈哈哈）

其实这些年我也搞过几次“惊喜”，也许以后还会有，但应该不会太多。我没有写任何声明——我为啥要写啊？我脑子还挺清楚，能理清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说来也有趣，这次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我对一些事情不会特别情绪化，而这件事更是完全没有情绪起伏。

从我买下伯克希尔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掌舵。虽然最后也掌舵了60年。

但我想说的是，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在我希望实现的事情上基本都实现了。当然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成功了，但我没法想象还有比“经营伯克希尔”更有意思的事了。

我和查理甚至常常觉得，那些没成功的事反而更好玩。

你想啊，如果你打高尔夫，每一杆都是一杆进洞，那还有啥意思？但如果是查理打出了一杆进洞，那就真是奇迹了！可能球还得先撞树什么的，这我以后还会拿来调侃他（笑）。这才叫刺激。

关于拥有的幸运和智慧

 奎克 过去20年里，我能感受到你的很多观点其实是有演变的，无论是在商业、慈善，还是人生观上。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你有哪些观点发生了转变？又是谁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了你？

 巴菲特  嗯，影响我的人太多了，很多经历、很多想法也都在不断塑造我。现在如果去做IQ 测试，分数肯定比年轻时低多了（笑）。

但如果是“智慧测试”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见得多了、想得也更多了。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也是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的——这是我的起点。

我经历了很多事，大多数都是好事。我一共给五个人打过工，每一个人都对我比我应得的还要好。虽然当年工资也就每小时75美分（笑），但一路上我收获了太多善意，也接触了各式各样、观点迥异的人。

这个世界在我眼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改变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本的看法。我真的很幸运，首先是活到了94岁；其次是我出生在美国，而且是个白人男性。随着年岁渐长，见识更多地方和人，我越发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幸运。

你知道的，我10岁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两个姐姐在人生起点上是处于劣势的。但后来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发现世界对我敞开了大门，而她们并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所以我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真心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你应当比最初拥有更多的智慧。

有些东西光靠读书是学不到的。你可以从书里获得很多知识，但得不到亲身经历。三四岁时读一本书，或是让人读给你听，你不会因此心碎；你也没法从书里体验真正完成一件事的激动与成就感——那必须是亲身经历。

所以是的，你会随着岁月被塑造。而当你拥有94年的人生、出生在美国、经历了各种有趣的事又基本保持了健康，那你真的是中了人生彩票。

 奎克 具体谈谈这些影响你的人和事吧。你刚才说，你从一个非常共和党的家庭长大，也从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家庭长大，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你的父亲，对吗？

 巴菲特  当然。我母亲其实也很虔诚，但她在生活中是让位于我父亲的。她如果去做IQ测试，我相信她的分数比我父亲还高。但在那个年代，这根本不是重点。她必须做丈夫期待她做的事情。

所以她把自己的人生让给了我父亲。我有两个姐姐，一个还健在，另一个几年前去世了。她们的人生路径肯定和我不一样。

人类历史几千年来，请你找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里，作为女性会比男性更有优势——无论是继承权、财产权、职业机会，哪方面都行。你找遍200个国家也找不到一个例外。

当然，我在5岁时并不会去思考这些。但当你亲眼看到之后，你就会开始明白人们是怎么运作这个世界的。

你看看，美国在1920年才通过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而在那之后，我的姐姐们还会被人说：“你还年轻，还有漂亮的外貌”，好像那就是她们的资本；而我却被告知“这个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这幅图景显然是有问题的。只不过你在10岁的时候，还没法看明白。

关于父亲身体力行的影响

 奎克 你父亲应该是你人生中最早、也最重要的影响者。

 巴菲特  毫无疑问。在每个人的生命里，不是母亲就是父亲，或两者共同，都会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你对他们而言，就是整个世界。

对我来说，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更深。他对我有完全的信任，而我也知道他对我是完全信任的。这种信任能支撑你走得很远。

 奎克  那你父亲对你有哪些期待，是对你姐姐们没有的呢？

 巴菲特  有一点对我很重要。他说过，他完全不觉得我应该走他的老路。他从没说我必须“继承他的事业”。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就像爱默生说的，“你身上新的力量，是自然中新的创造”，确实如此。

他就是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那种“因为我爸做了投资、后来做了政治，我也必须这么做”的想法。他从不这么期望我。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花很多时间读《圣经》、讲道。他的态度是，只要你做的事情不违法，他就不会干涉你。

我做过最接近“违法”的事，大概是搞弹子机生意了吧（笑）。但他最后也接受了，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合法。我交了税，一切都在规矩之内。

他从来不会认可不正当的行为，但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把你赶出家门或做出什么惩罚性的举动。他只会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这对孩子来说，是一条很棒的信息。

 奎克 确实。而你也确实追随了你父亲的脚步，从事了金融行业。

 巴菲特  嗯，算是吧。但他本人其实对金融没什么兴趣。他当初想做的是报业生意。但他父亲帮他付了大学学费，还告诉他该去找什么样的第一份工作。

1931年他生日那天，他去自己所在的那家银行报到，结果被告知：“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倒闭了。”

那之后，他就开启了另一段人生。因为金融系统那时真的崩了。那一带的四家银行在短短几天内全倒闭了，正是大萧条爆发时期。

于是我爸需要找点事做，但他又不想去我祖父的杂货店帮忙，于是他开始卖证券、做投资。我觉得他是喜欢的，但这件事从来没有真正打动他内心深处。

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那天，对这行的兴趣就比他大得多。

 奎克 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巴菲特  是啊，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你真正想要的是，能做一份你即使不为赚钱也愿意做的工作。不管是帮助他人还是其他什么事，你都应该找到一份工作，而工资只不过是顺带拿到的东西。

当然，中间你可能还得做几份过渡性的工作。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的孩子：耐心一点，等着找一份即使不需要工作也愿意去做的那份工作。

这也是我爸一直在向我传达的信息。

而我早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找到了答案。那时的我就已经对这些事特别感兴趣，远超我爸。他甚至有点看热闹的心态，看我居然真的喜欢这些东西。

关于当年的赌马轶事

 奎克 后来你父亲参加了竞选。

 巴菲特  我爸当选国会议员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国会图书馆，要求借出他们所有关于赛马选号的书。因为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国会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图书馆。

我借了几百本关于赛马选号的书。真的是——我最早研究的就是赛马，关于股票的书是后来才看的。

那个时候我特别沉迷赛马选号研究。我读完这些书之后，还得做出个选择——我是要当一个“速度型选号者”，还是“血统型选号者”。

“速度型”就是分析马过去跑出的时间；而“血统型”则是研究马的血统与出身。我当时才11或12岁，却认真在做这个决定。

 奎克 你最后选了哪一个？

 巴菲特  我选了速度型。

后来我还知道，在芝加哥有一家店会卖过去一个月的《赛马日报》，那种报纸是每天更新的，涵盖所有主要赛道。

我就去买那些过期的赛马报纸，基本不要钱。然后我每天模拟预测，每天挑大概40场比赛来测试我的选号模型，看看自己的眼光是否真的能击败市场。

但问题是，赛马有一个巨大的“抽水率”，大概是18%。也就是说赌场要抽走18%的收益，你得刨开这些成本才可能赚钱。

你看股票可不一样。股票背后是公司，它们在赚钱、有盈利、有分红，有正的期望值。而赛马不过是跟一群人赌哪匹马会跑第一，你不是在创造价值，只是在争一口“锅里的饭”。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股票市场。我买入时的道琼斯指数是100点，现在已经到了42000点，还一直在发股息。你在哪见过马能做到这样？

 奎克 那是什么促使你从赛马转向股票的？有哪一刻让你彻底放弃了？

 巴菲特  我当时其实两个都喜欢。但有一次我去了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我那天挑了几匹马下注，第一场就赔了点钱。

然后我犯了一个特别蠢的错误：我开始每一场都下注，想把钱赢回来。最后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少了整整50美元，而那是我带去的全部。

50美元是什么概念？等于要送5000份报纸。我那时是靠送报纸赚钱的，一份大概赚一分钱。所以我需要送5000份报纸，才能补回那次愚蠢的亏损。

我最后去了家Howard Johnson餐厅，还剩几块钱，就点了一顿稍微像样点的饭，然后一个人坐着反思、回想、后悔……也算是给自己上了一课。那一晚，就是我和赛马说再见的时候了。

 奎克 你以前是不是常常劝人“去他们的”（go to hell）？

 巴菲特  呃……我以前确实在董事会上会这么说，但后来慢慢收敛了。你知道，这种话不能一下子能戒掉的（笑）。

关于汤姆·墨菲的厉害之处

 奎克 早年的你可能更倾向于争取最划算的交易，但这些年来，商业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对吗？

 巴菲特  是的，而且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边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非常幸运，可以这么说吧，比如我成了汤姆·墨菲（Thomas Murphy）的学生或合伙人。如果你跟他共事还学不到东西，那你可能就学不会任何东西了。

相反，如果你是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那种人的合伙人，那你只会学到怎么被骗。

我真的非常幸运，从一开始给我爸打工，再到后来为格雷厄姆（Graham）工作，还有一路上遇到的各种人，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糟糕的老板。

94岁了还能这么说，已经够幸运的了，而且我遇到的还都是最棒的那一类。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更早认识他们。但好在他们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长，所以即便我四十岁才遇到他们，我们也还有几十年的交情。

比如查理·芒格是最重要的一个，汤姆·墨菲也一样重要，虽然方式不同，但有共通之处。

 奎克 那你从汤姆·墨菲身上学到了什么？

 巴菲特  我学会了该怎么为人处世。他可能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企业管理者，但他不是靠训人8小时、搞12小时工作制来达成目标的。

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激发出每个人最好的一面，但他又不是那种老好人。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你如果只研究他一个人，其他人你都不用研究了。

 奎克 那你第一次和他吃饭时，有没有哪句话或哪件事让你意识到他很特别？

 巴菲特  我大概是四十岁那年第一次和他吃饭，我记得那顿饭里的一些细节。但最重要的其实是之后一直持续观察他——他言行一致。

他跟我说了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你可以明天再告诉别人去死。”

这句话能帮你避免多少麻烦啊！因为你保留了选择权嘛。你不必觉得自己只有15秒、30秒时间要马上发火。

 奎克 那你以前是不是常常忍不住想告诉别人去死？（笑）

 巴菲特  可以这么说。（笑）确实在听到那句忠告之前，这句话我常说。（笑）

这不是你能立刻改变的事，但我亲眼看到这句建议在汤姆身上奏效。他在买公司、经营企业、处理人事问题时的表现，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是刻在他行为中的一种东西，不管你和他打交道的是员工、老板，甚至是60 年前分手的女朋友，你很难听到有人说他一句坏话。

他教给我的每一课都是有价值的课。当然，我不一定都能完全照做。

但能在生命中遇到这样的人，真的太幸运了。就像我在29岁时遇见了查理（芒格）一样。

我们两个最开心的时刻，往往不是那些成功的事，而是那些失败的事。

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搞砸一些事情，但查理总能以幽默的方式看待这些错误，好像两个笨蛋一起做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的朋友们都非常聪明，但也不是那种非要逼近180、200智商的人，那种时候反而容易出问题（笑）。

他们都很聪明，但没人觉得一定要比对方更聪明才行。查理从来不会想着从别人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他做的交易都很合理。有些交易他后来会后悔没做，但他也从没因此苛责谁。尤其是和我一起做事的时候。

关于跟芒格一起犯的错

 奎克 你曾说过，你和查理从错误中学到的更多，也玩得更开心。有没有哪一笔交易，是你们一起做的、结果搞砸了，然后你们却在试图补救、还钱的过程中反而享受了这个过程？

 巴菲特  太多了（笑）。

比如我们在1965或1966年买了一家百货公司，就在巴尔的摩，叫Hochschild Kohn（一家美国百货公司）。当时是和桑迪·高特曼（Sandy Gottesman）一起买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桑迪妻子的叔叔。

桑迪他们的公司出了10%的资金，我们出了80%，因为当时我们的体量比他们大多了。那时桑迪和查理还不认识，但他们都认识我。

我们买下那家公司之后，立刻意识到犯了大错，简直蠢得不能再蠢了。你得真正花了钱拥有某样东西，才会开始认真看清它的问题。就像你买了房子，才发现毛病一堆，可又不像退房那么简单。

于是我们就成了Hochschild Kohn的老板。我们仨都认账这是个错误，没人指责别人，真的从来没有。

实际上，我们还蛮享受一起反思错误的过程。我不是说我们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但那种面对共同问题、并肩作战的感觉很特别，有点像打仗。

当你和值得信赖的人一起处在“战壕”里，反而会让关系更紧密。

关于“格雷厄姆小组”的圈子

 奎克 你确实拥有一群非比寻常的好朋友。这恐怕不能只是运气吧？

 巴菲特  嗯，人是应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当然也要希望你的朋友对你别太挑剔（笑）。

你当然希望交到的朋友越来越优秀，但这不能靠算计或欺骗来实现。

 奎克 那你选朋友，是有意识地去做的吗？

 巴菲特  我倒不觉得是有意识的。我只是自然会被那些和我有相同兴趣的人吸引。也许他们不像我那样痴迷某些事，背景也各不相同，我们总能找到一起做事的乐趣。

我后来组织了一个叫“格雷厄姆小组”的圈子。这个名字不是取自凯瑟琳·格雷厄姆，而是本杰明·格雷厄姆。

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一个非常多元的群体，我们平均每隔一年半聚一次，持续了快50年。

大家彼此都很欣赏，各自在自己领域也都是很受欢迎、很有亲和力的人，个性又合得来。

最开始，我们只打算开一次聚会，因为本·格雷厄姆那时正好回美国，我就打电话给11个人说：“你们想不想来圣地亚哥一趟？”那时候去圣地亚哥可没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大家也都不算有钱，虽然比起最早起步时要强点。

但我告诉他们：“本·格雷厄姆回来了，或许以后就再也不会来这边，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同意只要我们过去，就愿意跟我们待几天。查理也去了，我那时还不认识汤姆·墨菲，但介绍我认识汤姆的那位也来了。

还有一些是我大学同学，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那次聚会太开心了，我们就决定以后继续搞下去。

本·格雷厄姆之后就不打算再留在美国了，他要回法国。但下一次聚会我们选在了佛罗里达，又玩得很开心，于是这个“格雷厄姆小组”就慢慢成了一个传统。

后来我开始给大家分配不同的主题——一开始更多是关于金融的，后来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我们也探讨了更多领域的发展。

这些人基本上都认识我，而大多数彼此之间也多少认识点。

他们真的投入到这个小组中，气氛一直非常特别，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大家都抱着平等、开放的精神。偶尔也会有人讲讲课、分享知识，但大家主要是来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行为规律

 奎克 你会担心人工智能吗？

 巴菲特  当然。尤其是现在，有人冒充我、去行骗，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一起。

问题是哪怕是最聪明的人，也不知道AI会走向哪里。这就像你是哥伦布，你知道自己要启航，但你也许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不过他至少可以掉头回去，可现在这“魔瓶里的精灵”已经跑出来了。

 奎克 那该怎么办？怎么防止这种事发生？怎么把精灵塞回瓶子里？

 巴菲特  这和核武器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知道怎么造出核武器了，而且每次都能造得更大。这问题是——别人也知道。

这种东西除了杀人或威慑别人用它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用途。但二战期间我们必须要造，那时候德国也在搞，你可以查查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就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前几周。

当然，我对铀-235什么的了解不多，但我明白人类行为的规律。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太复杂，说到底，关键是人会怎么行事。

关于商业世界中的蠢事

 奎克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你在商业上的思想演进，你会怎么说？你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巴菲特  有很多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的商业知识，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对。

 奎克 比如？

 巴菲特  比如说美国公司董事会的问题。这其实很重要，涉及整个国家范围内的上市公司。所谓“独立董事”，其实大多数并不独立。他们在乎的是拿那份报酬。

他们最怕的就是被踢出董事会，因为一旦你被踢出去，以后别想再找到类似的职位了。所以他们倾向于“取悦”CEO——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人类行为。

 奎克 但伯克希尔不一样，你们对这些事情是有自己思考的。

 巴菲特  我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不代表我们做得一定对，但我们确实想过——什么是真正的激励，什么才是真正对股东有利。

在伯克希尔，我们希望董事是那些对商业理解深刻、真正投入自己钱进去的人——最好是他们用跟其他股东一样的价格买入了伯克希尔的股票。

我们希望这份董事工作是有趣的，但不是那种靠关系反复续任的安排。

 奎克 你觉得现在商业世界还有哪些是很蠢的事？

 巴菲特  太多了。（笑）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我一直觉得很蠢的就是，CEO或者代表CEO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参加一次投资者电话会。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电话会都不好，但很多都搞得像在开发布会，强调“我们准备要做什么”，而不是聚焦于企业本身的实际经营。

比如很多年前，富国银行有人觉得“每位客户用了多少项服务”这个指标特别重要。

当CEO在电话会上连续几个月强调这个指标之后，他们就很难再回头承认这个指标其实不重要、甚至是误导了员工的行为。现实世界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反转。

然后CEO离任了，接班人接手。新任CEO也不可能一上来就说：“我的前任做错了。”那也不现实。于是错误的导向就这样延续下去。

这其实会扭曲整个组织的行为方式。下面成千上万名员工每天干的事情，都是为了配合这个指标。你每次在电话会上说什么，媒体都会照着去写报道。你不需要发号施令，员工自然会揣摩圣意。

就像你教育小孩一样——孩子真正看的是你怎么“做”，不是你怎么“说”。起初他们还在摸索，还会试着理解你的行为。但时间一长，他们就看懂了你到底在干什么。

而你自己都未必意识到这个过程。我在20多家公司做过董事，见得多了。有的人不会偷你门口的报纸，但他们玩数字却毫无心理负担。一旦开始“玩数字”，你就很难停下来。

如果你接手一家企业，发现上一任就在“调数字”，你敢说“我们不玩数字了”？现实是你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根深蒂固。

关于越堆越高的现金储备

 奎克 在“七巨头”之外，伯克希尔现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这是你一步步建立起来的。那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难度是不是也越来越大了？

 巴菲特  当然更难。复利增长对小数额有效，但对大数额来说就难多了，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当年我只有114美元，用它买了三股城市服务公司（City Service）的优先股。要翻倍并不难，只要再多卖几瓶可乐、再送些报纸就能筹到。

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太大，伯克希尔不可能再做当年的事。这不是说我们啥都做不了，而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行事。

 奎克 你这些年似乎越来越保守了，比如你一直都希望手里有一笔备用现金，而且这笔现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巴菲特  这其实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如果咱们聊完后你告诉我：“我这有个 1,000亿的好点子”，那我当然会听。（笑）

 奎克 现在你的现金储备是多少来着？最新的数据是？

 巴菲特  超过三千亿了，远远超过三千亿美金。

 奎克  所以当你看着整个股市、那些足够大到能对伯克希尔整体产生影响的公司时，你的结论是？

 巴菲特  没看到什么值得买的。我们确实在买一些小东西，但都是九牛一毛。

不过如果今天下午你带来一个好生意，价格又合理，我愿意立刻花掉1000亿美元。

我当然更愿意用这1000亿买下一家好生意，而不是拿着现金。

现金只是工具。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氧气，你必须得有，但你不需要被它包围，也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追求它。

可一旦你缺氧哪怕就四五分钟，后果就非常严重。

现金也是一样。你必须手头留有现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从一开始做投资时就有这个假设：我不知道市场会怎么走，我不知道商业环境会发生什么。几十年来我也没有在这方面学到更多。

我可能读过图书馆里每一本投资相关的书，但我还是找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下周或明年市场会怎么走”。

我尝试过各种方法，画图表、统计分析……各种办法都试了，我一直在找答案，后来才意识到：这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热爱这个游戏。

后来，我戴上了格雷厄姆交给我的“另一副眼镜”，从不同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个游戏。我发现，如果你按照他的规则来玩，其实这场游戏是不会输的。

关于财富以及慈善的安排

 奎克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超级富有的人，应该“给孩子们足够的资源让他们能做任何事，但不要多到他们什么都不做”。

你未来将把超过99%的财富用于公益，试图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听起来确实是件好事，关键在于你如何去管理这些公益资源，如何把事情做对。

 巴菲特  确实有一些问题，金钱是无法解决的。当我最早思考慈善这件事时，我想到的是原子弹所带来的那种困境。

1945年8月，我15岁时，爱因斯坦说过：“这项发明改变了世界上的一切，除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人们从那时起就在思考这件事，但至今仍无解。

我们唯一的进步，也许就是从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现在世界上已经有8个甚至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中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手握“火柴”，那真的太可怕了。

 奎克  你对慈善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你这辈子也一直被人批评，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把钱捐出去。

 巴菲特  是的。你可以从“未来 vs 当下”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些人现在就会把钱用得不明智，那你应该为当前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如果有些人能把钱投资得更聪明，为未来创造更大价值，那你就应该选择积累资金。

当然这听起来是有点自我辩护（笑），但我们确实捐得比较慢，我现在回头看，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选择。只是我本来希望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而像核武器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不指望靠钱解决了。如果我真能把我拥有的一切都摊在桌面上，然后挑出三个国家让他们永久退出“军事俱乐部”，我五秒钟就会做这个决定。我不会犹豫，也不会讨价还价。哪怕要我付出生命、做任何事，我都愿意。那才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奎克 现在你已经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巴菲特  算是有机增长吧。（笑）

 奎克 那你希望这笔钱怎么被使用？你已经说过在你有生之年，不会卖出伯克希尔的任何一股股票。

 巴菲特  没错，但我也不会活太久了。（笑）

我的孩子们会负责处理这些事情，我百分之百信任他们。

 奎克 你从第一任妻子苏珊那里学到了什么？

 巴菲特  她确实比我更懂人、更懂生活。我懂股票，懂很多理性的东西，但她懂人性。她对钱没有兴趣，她只希望我们生活足够就好，其他交给我。

我跟她说我们每月的生活费是175美元，她觉得那就够了。偶尔她会问我：“我们现在算不算富了？”我就回答：“快了，再给我一两年复利时间。”

但说到底，钱对她真的没什么意义。她愿意用钱去帮助别人，但她自己根本不在意钱。

她那种为别人活着的方式，让我很佩服。她不只是会拿出钱来帮助别人，她还愿意亲身投入。幸运的是，孩子们在这一点上也更像她。

 奎克 你对慈善的看法这些年也有很大变化吧？你和苏姗年轻的时候就谈过这个话题。

 巴菲特  对，我有一份很早的遗嘱，大概是我30岁时写的。那时候我和苏姗就对“钱该怎么用”达成了一致。

我当时写道，我擅长复利，能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我应该在有生之年专注于积累，因为普通的储蓄者不可能积累到我那个程度。然后，她会比我活得久，把这些钱分配出去。

当然我们在她生前也做了一些慈善事，但大头原本设想是她来处理的。只不过她先我而去。

我们也从没想过这笔钱最后会变得那么庞大，说实话，她从来也不在意这个数字。她更愿意早点捐出去，但她理解我那套数学逻辑，虽然没我那么执着就是了。

 奎克 你当初觉得最后要捐出去的会是这么大一笔吗？

 巴菲特  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4岁啊（笑）。我爸是60岁去世的，要是我也是60岁离开，那这笔钱也就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我一直觉得我到30岁时大概会富有，当然那只是按普通标准衡量，不是超级富豪的那种富有。但我也知道只要我活着，这笔钱就会一直增长。

很多人会找各种理由拖延捐赠，我不是那样的人。从我早期写的遗嘱开始，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基金会（虽然一开始钱不多），同时我们后来也调整了对“孩子们该继承多少钱”的想法。

苏姗去世后，我必须重新思考所有安排。

三个孩子是在一个言行一致的家庭里长大的，不需要每天面对虚伪或矛盾的言行。对他们来说，这是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然他们小时候也会抱怨我，我确实对他们挺严格的，现在回头看可能太严了点。但谁能想到，最后居然是他们三个来决定怎么捐出这些钱？我们那时候都以为是苏删来做这些事。

 奎克 还有一点特别像你，就是你孩子们对自己基金会的管理方式。他们每个人都在主导一个很大的慈善基金会，团队都非常精干，但每笔钱他们都亲自拍板。他们都讨厌官僚主义，这点跟你一模一样。

 巴菲特  是啊，他们现在亲眼见过了。我年轻的时候还没见过那么多。人到后半生，理应更有智慧。我也应该，我的孩子们也应该。

说到底，关于金钱的所有真正重要的事，他们都能胜任；但他们绝不会什么都不干。

这就回到那句老话，我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原创），那句话说：“如果你超级富有，你应该给孩子足够多的财富，让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要多到，让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

关于喜欢“授业布道”这回事

 奎克 我记得在金融危机之后，你曾多次在我们节目上露面，试图安抚人们的情绪。当时大家都非常焦虑：股市大跌、手里的钱怎么办、工作还能保住吗……那不只是担心，是真正的恐惧。

 巴菲特  是啊，那种情绪在文明世界中总是会周期性爆发，但对我来说不会。我从没因为市场下跌而恐慌。你想想，买东西变便宜了，你怎么会因此生气呢？

 奎克 但我很好奇，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那种安抚人心的权威声音？有点像“炉边谈话”的感觉。这已经超越了商业领域。

 巴菲特  我一直都喜欢说话。我也总是喜欢跟比我年长的人聊天，只是现在找不到比我年长的人了，这倒是个新问题（笑）。

以前我在长老会教堂参加唱诗班排练，总会路过厨房，跟那群洗碗或者打杂的老太太聊几句。我一站那儿基本就开始滔滔不绝。

但不知怎么的，有一阵子我变得非常害怕公开演讲，是那种真正的恐惧。我21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卡耐基的演讲课程，当时还寄了张支票，但后来又撤销了，因为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嘴上说没问题，其实根本喘不过气来。我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但可能小时候当众出过糗，留下阴影了。

我私底下还是很能说的，基本停不下来。但一到台前就完全不行。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去克服这个障碍，迟早会被它拉回原地。我不想那样。所以我去了奥马哈大学（现在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找他们的夜校，说我想在这儿教书。

他们说：你没有博士学位。我说：我连硕士都勉强才拿到（笑），但我真的很想教。

当时决定我能不能教课的是三个评委，我运气不错：其中一个是汤普森院长，后来我还娶了他女儿苏珊；另一个是赫尔特院长，他女儿是我初吻对象；还有一位是洛克斯院长，他也挺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女儿，不过没发展。

反正最后我得到了全票通过，从那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在教书，大概持续了六十七八年。

我教过大学生、也在克雷顿大学组织的妇女小组讲课，还去过纽约的成人夜校。讲着讲着就停不下来了。

 奎克 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非要去教书呢？

 巴菲特  我喜欢它。它让我想起我爸身上那种表达欲。我喜欢讲我自己的想法。讲课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直到几年前“油箱空了”，才慢慢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