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顺长城基金新董事长“闪电上任”，人才流失与业绩崩塌双重打击

8月5日，景顺长城基金发布的一则董事长变更公告，在公募基金行业掀起轩然大波。这家管理规模超6000亿元的中美合资老牌机构，迎来了其成立22年来的第七位掌舵者——叶才。这位新任董事长的上任过程，被业内形容为“闪电战”：从6月末进入董事会到8月4日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再到次日正式履新，整个流程仅用时36天。

董事长仓促接棒、明星经理接连出走、千亿顶流深陷亏损，一系列事件让这家老牌机构站在了十字路口。未来，它能否在人事重构与业绩突围中实现自我救赎？市场正在等待答案。

新董事长“闪电上任”

8月5日晚间，景顺长城基金发布公告称，叶才自8月4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康乐不再代任。这一纸公告背后，是长达两个多月的权力真空期。

时间回溯至5月29日，景顺长城原董事长李进因任职期届满离任，总经理康乐开始代行董事长职责。直到6月末，叶才才首次进入公司董事会名单，出任董事。此时，市场已开始猜测这位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将接掌景顺长城。但令人意外的是，叶才在7月尚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直到8月4日才完成资格认证，次日便火速履新。

通常高管任命会预留资格认证时间，如此紧密的衔接说明公司对人事调整有急切需求。

景顺长城的股东结构始终是其高管任命的核心密码。作为国内首家中美合资公募，其股权由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股49%）、景顺资产（30%）、长城证券（15%）和开滦集团（6%）构成。此次人事变动延续了“华能系”绝对主导的传统：叶才的履历显示，其职业生涯从未脱离华能集团体系。

从财务部基层会计到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才在华能集团内部深耕超过30年。这种“根正苗红”的背景，与景顺长城历任董事长的任命逻辑一脉相承。但此次交接的特殊之处在于，原董事长李进因任职期满离任后，总经理康乐代行职责长达两个半月，直到叶才空降。这种“断档期”在公募行业极为罕见，折射出股东层面可能存在的分歧与博弈。

值得注意的是，景顺长城成立22年来，7任董事长（含代董事长）均出自华能系。这种高度封闭的高管委派模式，在公募基金行业独树一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总经理层面则更多体现外方股东景顺资产的影响力——现任总经理康乐便有景顺亚洲区十年从业经历。

景顺长城的股东构成决定了其“中美合资”的特殊定位。外方股东景顺资产作为全球资管巨头，倾向于输出量化投资与全球配置理念；中方股东华能集团则更关注固定收益与能源产业链投资。这种理念冲突在过往高管任命中已有体现：董事长多由华能系委派，而总经理及投研核心则多来自景顺资产。

但近年来，随着外资加速布局中国，景顺资产的战略诉求愈发强烈。2024年，其曾提议增设量化投资部门，但因华能系反对未能落地。此次叶才的上任，被视为华能系强化控制权的信号，但能否调和股东矛盾仍是未知数。

人事地震与顶流坠落双冲击

如果说高管层的动荡是表层地震，那么投研团队的瓦解则暴露出景顺长城更深层的危机。这家曾以“价值投资”标签立足市场的机构，正面临核心人才流失与业绩崩塌的双重打击。

5月17日，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基金经理鲍无可的离职公告，让市场一片哗然。这位管理规模超200亿元的“双十”基金经理（从业超10年、年化收益超10%），在管产品近11年总回报达374.75%，是公募行业稀缺的“长跑型选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离职方式：2025年3月起，景顺长城陆续为其管理的8只基金增聘基金经理，但并非业内常见的“老带新”模式，而是直接引入4位资深基金经理共管。这种“拆分团队”的操作，被解读为“为离职铺路”。而鲍无可注销基金从业资格的举动，更显示出其彻底脱离行业的决心。

鲍无可并非个案。2024年8月，基金经理郑天行在管理港股红利低波ETF仅5天后便因“家庭原因”卸任，成为公募史上“最短命”基金经理之一。尽管景顺长城解释为“个人原因”，但如此仓促的离任仍让市场怀疑：是否存在内部管理问题或投研体系动荡？

如果说鲍无可、郑天行的离任是“人才外流”，那么刘彦春的业绩暴跌则暴露出景顺长城主动权益投资的深层危机。

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刘彦春在管8只偏股混合型基金，总规模364.30亿元，但其管理的基金净值较2021年高点普遍下跌超30%。更严峻的是，其产品二季度合计亏损26.6亿元，占景顺长城主动权益类基金总亏损的近9成。

刘彦春的困境源于对消费股的“重度押注”。其前十大重仓股中，贵州茅台、山西汾酒、五粮液等白酒股占据半壁江山。2019-2020年，凭借“喝酒吃药”行情，刘彦春在管规模一度突破千亿，成为行业顶流；但2021年后，随着消费股估值回调，其“船大难掉头”的弊端显现。

Wind数据显示，2025年二季度，景顺长城主动权益类基金合计亏损26.6亿元，在头部公募中表现垫底。

投研团队的瓦解，暴露出景顺长城人才梯队建设的致命缺陷。过去十年，其依赖明星基金经理个人IP的模式，导致中生代基金经理培养滞后。数据显示，目前景顺长城主动权益团队中，从业超5年的基金经理占比不足30%，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景顺长城的问题折射出整个公募行业的痛点，在规模扩张期，如何平衡短期业绩与长期发展？人事变动只是表象，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构建一个抗周期、可持续的投资体系。

叶才的闪电上任，既是一场权力交接的速决战，更是一次战略重构的发令枪。新任董事长叶才能否在股东博弈与市场寒冬中带领机构突围？流失的明星基金经理是否会成为行业转型的“牺牲品”？答案待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