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借南郡”的成败得失

鲁肃“借南郡”的成败得失

鲁肃“借南郡”跟江陵之战后孙刘联盟的形势密切相关。经过一年的艰苦围攻，周瑜终于在公元209年年底成功攻克荆州重镇江陵，将整个南郡纳入东吴版图。此时，早已被下属推举为荆州牧的刘备，主动向周瑜提出请求，希望能分得南郡的长江南岸之地。得到周瑜同意后，刘备随即在油江口建立起自己的治所，并改名为公安。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但仅仅拥有南岸之地，显然无法满足刘备集团的发展需求。不久之后，刘备亲自前往江东的京口，面见孙权，请求将孙刘两家此前共同打下的南郡之地借给他。

【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三国志·鲁肃传》

在鲁肃的极力劝说下，孙权最终同意借南郡给刘备，这便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 “刘备借荆州”。

【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三国志·鲁肃传》

不过，严格来说，刘备当时实际借走的只有南郡一地，而且是用长沙郡一部与东吴进行了土地置换。当然，就重要性而言，肯定还是南郡的战略地位更高。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借南郡”更准确。

从后世来看，“借南郡”无疑是刘备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刘备集团还只是一支蜗居在荆南四郡、实力有限的地方军阀。但从公元210年借得南郡，到公元214年拿下成都，仅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刘备就迅速崛起为跨有荆益，能与曹操、孙权鼎足三分的大诸侯。

本文专门从鲁肃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借南郡”这一决策背后的利弊得失，尤其聚焦于鲁肃最初提出借地建议的初衷，以及后续事态的演化是否偏离了他原本的设想。

一、鲁肃借南郡的初衷和后续演化

结合《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记载，以及当时曹、孙、刘三方错综复杂的战略形势，我们可以将鲁肃劝孙权借南郡给刘备的初衷，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变数，这三个初衷在后续的演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鲁肃的预期。

初衷之一：让刘备吸引曹操火力，帮助东吴分担抗曹压力。

在鲁肃看来，虽然当时东吴相继取得赤壁之战、江陵之战的胜利，成功将曹操的势力逐出了荆州中部，但曹操的根基并未动摇，其整体实力依然远超孙、刘任何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将南郡借给刘备，让刘备去经营荆州，再加上此前“衣带诏事件”已让曹刘双方结下不可化解的深仇，就可以给曹操多树立一个强敌，使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和首要打击目标，从而帮助东吴分担抗曹压力。这无疑是当时东吴对抗曹操的最明智的选择。

【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三国志·鲁肃传》

从事后短时间内的效果来看，鲁肃的这一安排确实起到了效果。当曹操得知孙权竟然把南郡借给刘备时，他正在案头写字，听闻此事后，震惊得连手中的笔都掉落在了地上。

【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三国志·鲁肃传》

曹操为何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背后其实有两层关键原因。

一方面，刘备一直是曹操眼中的“英雄”。【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此前刘备虽有雄心，却始终没有一块真正能与曹操抗衡的“用武之地”，而南郡地处荆州核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刘备得到南郡，相当于获得了与曹操正面抗衡的基地，这自然让曹操倍感忌惮。

另一方面，在此之前，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格局使得孙刘双方不得不时刻提防对方，无法真正同心协力对抗曹操——这正是曹操乐于见到的局面。可孙权借南郡给刘备后，相当于在孙刘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南北分界线，双方从此不再有“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部精力突破北面的曹统区。曹操看到原本互相牵制的两个对手突然达成一致，形成了更稳固的抗曹联盟，怎能不震惊？

可这毕竟是曹、孙、刘三方参与的动态博弈，本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可能永远停留“静态均衡”。“你有张良计，我自有过墙梯”。曹操一看，既然孙刘两家已经在荆州达成妥协，形成了暂时的联盟，而自己这边的水军又没有优势，若此时强行从荆州方向南下，必然会逼迫孙刘两家再次联手，共同抗曹。如此一来，不仅很难取得战果，反而可能损耗自身实力，显然得不偿失。于是后面就放弃了从荆州方向南下，转而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下令让驻守江陵的曹仁撤出，将防线收缩到荆州北部的襄阳一线。从公元209年曹仁弃守江陵，到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在这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曹操在荆州方向始终保持着守势，从未主动发起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与中线荆州方向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曹操将军事行动转移到了东西两线。在西线，曹操先后破马韩、伐张鲁，拿下关中和汉中。而在东线，曹操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合肥-濡须一线，在东线与东吴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公元208年、215年，孙权两次亲自率军征讨合肥，试图突破曹操的东线防线；公元213年、217年，曹操则两次率军进攻濡须口，对东吴的核心区域构成直接威胁。

由此可见，借南郡之后，曹操对东吴的军事压力并没有减轻，只不过压力的方向从中线的荆州转移到了东线的合肥-濡须。在孙刘联盟中，东吴依旧是承担抗曹压力的主力。之前鲁肃的“通过借南郡给刘备，让其分担抗曹压力”的设想似乎成了一场空。从这个角度看，借南郡对东吴而言，反倒像是一笔“亏本的买卖”。回过头来看，当初鲁肃劝孙权借南郡，核心目的是让刘备扛起一部分抗曹重担，可结果却是曹操压根没在荆州方向动兵，而获得南郡的刘备，也因为自身实力尚弱，始终没有发起北伐，自然无法为东吴分担抗曹压力——实力弱小的刘备，显然不会傻傻地主动去招惹强大的曹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当关羽北伐襄樊，真正为东吴分担抗曹压力时，东吴却选择了背后趁机袭取了荆州，彻底打破了孙刘联盟。

初衷之二：改善东吴被曹、刘南北包夹的地缘处境

有句话说得好：“八卦是了解历史的开始，地理是理解历史的开始。”这句话用在分析东吴当时的处境上，再合适不过。周瑜攻克江陵后，东吴虽然成功控制了南郡这一荆州的战略要地，但从地缘格局上看，东吴却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被曹操控制的襄阳和刘备控制的荆南四郡南北包夹（如下图）。更让东吴不安的是，刘备的大本营公安，与东吴控制的江陵城仅仅一江之隔，东吴的军事动向几乎都在刘备的眼皮底下。考虑到荆州的北大门襄阳仍牢牢掌握在曹操手中，这意味着东吴不仅要独自面对来自北方曹操的巨大军事压力，还得时刻提防身后刘备的动向。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当时主政南郡的东吴军事统帅周瑜才会忧心忡忡地说：“如今曹操在北边虎视眈眈，边境始终不得安宁，而刘备寄寓在我们身后，就像在家里养了一只老虎一样危险。”

【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在这种南北受敌的困境下，作为孙权主要谋士的鲁肃认为，把南郡借给刘备，无疑是改善东吴地缘处境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借地后刘备的势力范围会向外扩展，不再局限于荆南四郡，东吴也就不用再担心“背后的威胁”；另一方面，刘备获得南郡后，将与曹统区直接接壤，必然会与曹操产生更直接的冲突，从而为东吴分担一部分抗曹压力。于是，在公元210年刘备亲赴京口，请求担任荆州都督之后，孙权在鲁肃的反复劝说下，最终同意将南郡借给刘备，同时双方还达成了土地互换的协议——孙权获得了刘备原本控制的长沙郡的部分地盘（如下图），进一步巩固了东吴在荆州东部的势力。

【权分荆州与刘备。】《三国志·程普传》

只不过后续发展很快就超出了鲁肃的最初设想，甚至朝着与他预期相反的方向走去。

在刚获得南郡的初期，刘备虽然名义上坐拥“荆南四郡+南郡”的五郡之地，但由于荆州经历了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兵力匮乏，刘备集团其实仅能勉强维持自保，根本没有能力对外扩张。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处境时，曾这样描述：“当时我们北边畏惧强大的曹操，东边担心孙权的逼迫，进退两难，处境十分艰难。”【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法正传》】直到后来刘备拿下成都，占据益州，刘备集团才真正摆脱了困境，才算是【翻然翱翔】。

不过，无论当时荆州的现状如何，借南郡对刘备事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它为刘备集团提供了进入益州的“跳板”。借南郡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11年，刘备受刘璋的邀请，率军进入蜀地，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成功拿下了益州，迅速崛起为能够与曹、孙鼎足三分的大诸侯，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刘备集团的崛起速度之快，远超所有人的预料。

公元211年十二月，刘璋迎刘备入蜀。

公元212年十二月，刘备起事葭萌，进据涪城。

公元213年五月，刘备克绵竹，围雒城。

公元214年闰五月，围雒城一年，城破；刘备进围成都；刘璋出降；刘备遂据益州。

刘备集团的迅速崛起，却让东吴的地缘处境变得更加恶劣。公元214年，刘备跨据荆、益二州后，凭借【居国上流】的地理优势，对位于长江下游的东吴政权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地缘威胁。蜀汉的大本营远在益州，与东吴之间隔着崇山峻岭，几乎不用担心东吴溯江来攻；而东吴的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却对蜀汉完全“门户洞开”——一旦蜀汉方面想要顺江东下，东吴几乎没有有效的缓冲地带，只能被动挨打。相比于当初仅仅寄寓荆南、实力有限的刘备集团，此时跨据荆益的蜀汉，给东吴带来的威胁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看，鲁肃借南郡的决策，相当于帮助东吴拔除了一个小的隐患，却引来了一个更大的威胁。

其实在当时，就有一个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借南郡”对后续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这个人，便是与诸葛亮齐名、素有“凤雏”之称的谋士庞统。

当初曹操南下荆州时，荆州豪族和士人要么像蔡瑁、文聘那样投靠曹操，要么像诸葛亮、马良那样追随刘备。可令人意外的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最初却没有投奔刘备，反而选择投靠了东吴的周瑜，在其麾下担任功曹一职。

庞统的这一选择，并非随意之举——他毕生所求的，从来不是普通的官职俸禄，而是能参与影响天下格局的大事、建立足以流传后世的不世之功。赤壁之战结束后，天下局势逐渐清晰：荆州历经战乱已残破不堪，而益州（蜀地）作为“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处险要、易守难攻，谁能率先夺取益州，谁就能在未来的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庞统看来，当时东吴的周瑜，既有夺取益州的野心，又有正面击败曹操的军事能力（毕竟周瑜刚打赢赤壁之战，威望与实力都摆在那儿），是实现自己“取蜀建勋”抱负的最佳人选。

正因如此，作为周瑜重要谋士的庞统，与周瑜的战略思路高度契合——两人都深知刘备绝非“久居人下”之辈，若放任其在荆州发展，未来必成东吴夺取益州的阻碍。于是向孙权进言，建议趁刘备前往京口面见孙权时，将其扣留于东吴。在给孙权奏疏中，周瑜说得十分明确：“刘备有枭雄之姿，又有关羽、张飞这等熊虎之将，必然不会长久屈居人下。不如将他安置在东吴，为他修建豪华宫室，用美女玩好消磨其斗志；同时将关羽、张飞分开安置，让像我这样的将领统领他们作战，如此才能掌控局势。如今若是轻易割让土地给刘备，让他们三人齐聚荆州疆场，恐怕就像蛟龙得到云雨相助，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啊！”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周瑜传》

庞统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来刘备也曾当面求证：多年后两人闲聊时，刘备问起：“当年你在周瑜麾下做功曹，我去东吴时，听说有人曾秘密劝孙权留我，有这回事吗？”庞统坦然承认：“确有此事。”

【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见孙权放归刘备，周瑜亲自面见孙权，提出了第二套方案。那就是周瑜率领吴军单独攻略巴蜀，然后吞并张鲁，结援马超。孙权同意了这个计划。那南郡自然是不能借给刘备了。

【瑜乃诣京见权曰：“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三国志·周瑜传》

然而天不假年，就在周瑜返回江陵，筹备出兵入蜀事宜的途中，却不幸病逝于巴丘，年仅三十六岁。

【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於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三国志·周瑜传》

随着周瑜的离世，东吴西取巴蜀的计划彻底搁置——毕竟当时东吴再无第二人能像周瑜这般，既有取蜀的战略眼光，又有统领大军的威望与能力。

不久之后，孙权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将南郡借给刘备。这一决策让庞统敏锐地看清了局势：东吴已无单独夺取益州的实力与决心，而刘备集团虽暂居荆州，却有进取益州的迫切需求（毕竟荆州残破，难以支撑长期发展）。在庞统看来，此时转投刘备，才是实现自己“取蜀建勋”夙愿的唯一选择。

其实无论是最初投奔周瑜，还是此时转投刘备，庞统的选择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追随最有能力夺取益州、改变天下格局的人。周瑜死后东吴战略转向“联刘抗曹”，不再执着于取蜀；而刘备虽实力尚弱，却对益州志在必得——如此一来，刘备便成了庞统实现理想的唯一人选。也正因如此，转投刘备后，庞统便全力劝说刘备攻取益州，还随其一同入蜀，成了刘备西进路上的首席谋士。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庞统始终“站在历史趋势的正确一边”。

在劝说刘备谋取巴蜀时，庞统曾一针见血地分析过荆州的现状：经过公元208年至211年的两三年战乱，荆州早已荒废残破，人口流失殆尽，人力、物力消耗一空，想要单靠荆州这片土地实现“鼎足三分”的大业，难度极大。这一判断，也坚定了刘备西进取蜀的决心。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转投刘备麾下后，庞统很快就成了刘备入蜀战略的核心策划者。公元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进入蜀地后，一度因“同宗之情”犹豫是否与刘璋决裂，正是庞统反复进言，分析“取蜀安汉”的必要性，才让刘备下定决心；后来刘备在葭萌起兵反刘璋，无论是先取涪城、再攻绵竹的进军路线，还是安抚蜀地士人、争取民心的策略，大多出自庞统的谋划。只可惜在围攻雒城时，庞统为了鼓舞士气，亲自率军冲锋，不幸被流矢身亡，未能亲眼见证刘备攻克成都、正式占据益州的那一刻。

初衷之三：鲁肃认为曹刘两家势不两立，刘备不可能放弃孙刘联盟

在鲁肃看来，即便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凭借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对东吴构成了一定的地缘威胁，他也并不担心刘备会真的对东吴发起进攻。鲁肃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源于他对当时局势的一个核心判断：当初刘备因为“衣带诏事件”，已经与曹操彻底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双方势同水火，绝无和解的可能。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三国志·先主传》

在鲁肃的逻辑里，刘备既然已经与曹操势不两立，就不可能再同时与东吴为敌——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若刘备同时面对曹操和东吴两个强敌，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为了更有效地对抗曹操，刘备还需要主动与孙权交好，巩固孙刘联盟——这不仅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定的核心战略规划，也是由刘备当时的实际处境所决定的。因此，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鲁肃才认为，就算刘备最终获得了荆州和益州的大片土地，就算蜀汉“居国上流”拥有地理优势，也不用过分担心其对东吴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鲁肃的这一分析本身并没有错，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变量：那就是曹操是会去世的！一旦曹操去世，他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曹丕）继位之后，当初因“衣带诏事件”而产生的曹刘之间的深仇大恨，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逐渐化解。到了那个时候，若刘备方面真的选择联合曹魏共同讨伐东吴，东吴又该如何应对呢？

后来的历史发展，恰恰印证了鲁肃这一疏忽的严重性。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位，建立曹魏政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初与曹操势不两立的刘备，在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后，立刻派遣属官韩冉带着书信前往曹魏，名义上是前去吊唁曹操，实则是想趁机与曹魏建立联系，寻求联合伐吴的可能。只不过曹丕“一根筋”，对刘备这种“趁丧求好”的行为极为反感，不仅拒绝了刘备的提议，还下令让荆州刺史斩杀韩冉，断绝了双方的往来。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裴松之注引《魏书》

【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裴松之注引《典略》

公元221年七月，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正式兴师伐吴，大军进驻秭归。但令人费解的是，刘备的大军在秭归停留了长达半年之久，直到次年二月才缓缓推进到夷道猇亭前线。刘备之所以在行军途中如此“磨蹭”，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等待曹魏方面的回应——他始终没有放弃联合曹魏共同伐吴的想法，希望能借助曹魏的力量，给东吴造成更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鲁肃一味地对刘备示好、坚信孙刘联盟牢不可破，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刘备撕毁联盟、对东吴发起进攻，东吴该如何应对？从后来鲁肃与吕蒙的一次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肃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当时鲁肃准备前往荆州赴任，临行前曾与吕蒙面谈。席间，吕蒙主动问道：“如今您肩负重任，与关羽为邻，面对这样的局面，您有什么具体的计谋来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呢？”鲁肃却随口答道：“到时候再随机应变吧，现在没必要提前考虑那么多。”吕蒙立刻反驳道：“如今东吴和西蜀虽然表面上是一家人，但关羽实际上是像熊虎一样勇猛的强敌，怎么能不提前制定好应对策略呢？”随后，吕蒙便为鲁肃详细谋划了五条应对关羽的具体计策。

【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

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

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三国志·吕蒙传》

这段对话充分说明，鲁肃在制定借南郡的策略时，过多地依赖了对“孙刘联盟”的信任，而忽略了对潜在风险的防范。说到底，将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远不如将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来得可靠。

二、相似案例：维也纳会议梅特涅对普、奥的领土安排

鲁肃借南郡的初衷与后续演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历史上并非孤例。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了维护奥地利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领土做出了一系列精心安排，而这些安排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也同样偏离了梅特涅最初的设想。这两个案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但其核心逻辑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看似完美的地缘安排，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都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

作为维也纳会议的主导者，梅特涅为了保证奥地利的利益，做了一系列安排。这些安排在后续历史发展中，都发生了背离梅特涅的历史演化。梅特涅这套领土安排在当时几乎完美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套地缘安排终究还是偏离了设计者的初衷。

首先，梅特涅为奥地利制定了“北失南补”的领土调整策略：让奥地利主动从比利时以及南部德意志地区的飞地中抽身出来，转而换取北意大利的伦巴第、威尼托等富庶地区。与此同时，对普鲁士国土来了个“东失西补”：为了补偿普鲁士在波兰失去的领土，将德意志西部的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划给了普鲁士。通过这一系列的领土调整，梅特涅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让战前支离破碎的奥地利国土得以连成一体，大大增强了奥地利的地缘凝聚力；二是让普鲁士代替奥地利，承担起监视法国的“哨兵”职责——如果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再次试图扩张，那么它将首先撞上普鲁士的西部疆界，奥地利则可以置身事外，坐收渔利。这一思路，与鲁肃借南郡给刘备，希望刘备帮助东吴分担抗曹压力的初衷，几乎如出一辙。

可惜历史的发展，却并未按照梅特涅的剧本走。由于维也纳会议的上述领土安排，法国后来的确没有从东北方向再次发起扩张，而是将扩张方向转向了东南——这就直接撞上了盘踞在北意大利的奥地利。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于1858年联合撒丁王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奥地利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被迫吐出了富庶的北意大利地区，失去了这一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一结果，与东吴借南郡给刘备后，抗曹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从荆州中线转移到东线合肥-濡须一线的情况，颇为类似。

第二，通过上述领土调整，梅特涅还达成了一个隐藏的目的：让原本国土连续的普鲁士王国，变成了东西两块互不相连的领土。普鲁士的东西两块领土之间，隔着的是与英国组成共主联邦的汉诺威王国。梅特涅当时算得很清楚：就算普鲁士有吞并汉诺威、统一东西领土的野心，只要有英国在背后支持汉诺威，普鲁士就不可能得逞。

可“人算不如天算”，1837年，英国王位传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手中，而根据汉诺威的法律，女性没有王位继承权，因此汉诺威不得不与英国分道扬镳，失去了英国的庇护。到了1866年，普鲁士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果断出兵吞并了早已与英国分道扬镳的汉诺威，随后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朝着统一德意志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从此之后，德意志境内的普奥双雄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原本是德意志主导者的奥地利沦落为普鲁士（德国）的跟班。这恐怕是梅特涅当初怎么都没想到的。这跟鲁肃借南郡的效果颇为相似：鲁肃本意是改善东吴的尴尬地缘环境，结果刘备以南郡为跳板，夺占益州，跨有荆益。东吴所受的地缘威胁反而更大了。

第三，梅特涅让普鲁士领土东西分割、让奥地利领土连成一体的安排，原本是为了限制普鲁士的发展——普鲁士支离破碎的国土和相对较弱的国力又使得她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列强，从而无法威胁到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主导地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维也纳体系下领土分成东西两块的不利格局使得普鲁士无法“满足于”现状，它必然会要求将两者合并连接起来。随着它在德意志西部的领土的增长，普鲁士这一边陲蛮邦更加“德意志化”​，为其日后进一步影响德意志历史的发展，统一北德意志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莱茵兰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这使得该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工业区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普鲁士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后盾。1866年，普鲁士凭借强大的实力吞并汉诺威、成立北德意志邦联，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奥地利由于先前主动放弃了比利时以及其他德意志地区，导致其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减弱，逐渐从德意志撤出自己的影响力，不得不向巴尔干这个东南欧的火药桶扩张，这也为后来一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Nipperdey，1927-1992）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士在莱茵河附近的加强是德意志历史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1866年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基础。​”

三、借南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说到底，鲁肃借南郡的决策，本质是一套“以空间换安全”的战略构想——他想通过借出南郡这一块“战略跳板”，把刘备集团从东吴身后的荆南四郡，“引导”到西边的巴蜀之地，最终让吴蜀以巫山为天然地缘分界线，形成“你守上游、我控下游”的稳定格局。

若这套构想能顺利落地，确实是一步盘活全局的好棋：对东吴而言，既能彻底摆脱“北有曹操、南有刘备”的包夹困境，不用再担心背后的刘备偷袭；对孙刘联盟而言，刘备占据益州后，可从汉中方向北上牵制曹操，东吴则守着长江中下游，双方共据长江天险，让曹魏难有南下之机。就像后来蜀汉使者邓芝劝孙权时说的那样：“蜀国有重山险隘当屏障，吴国有三江之阻作防线，把这两样优势结合起来，两国唇齿相依，进能一起争夺天下，退能各自三足鼎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

【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三国志·邓芝传》】

可这套看似完美的构想，从一开始就卡在了最关键的“闭环环节”——鲁肃默认了“刘备夺取益州后会交还荆州”，却没料到：荆州对刘备集团而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命根子”。

刘备之所以绝不肯放手荆州，核心原因有两点，这两点都深深扎根在刘备集团的“生存根基”里：第一，荆州是刘备集团的“人才老家”。刘备早年颠沛流离，直到在荆州才真正攒下第一批核心班底——诸葛亮是徐州琅琊人，却长期隐居荆州隆中；关羽、张飞、赵云虽非荆州人，却在荆州经营多年；就连后来入蜀的庞统、马良、马谡等人，也都是荆州士人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些人的家族、亲友、人脉全在荆州，若把荆州让给东吴，相当于让整个集团的“根”被斩断。后来刘备东征伐吴时，带的将领如冯习、张南、傅肜等，几乎都是荆州人，这背后正是“为家乡而战”的执念。

第二，荆州是《隆中对》的“北伐命脉”。诸葛亮早在隆中就为刘备规划了“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战略：一路从益州北上汉中，出祁山攻关中；另一路从荆州北上襄樊，直逼中原腹地。这两路形成钳形攻势，才能最大限度威胁曹魏。一旦失去荆州，刘备集团就只剩益州一条北伐通道——可益州多崇山峻岭，粮草运输困难，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了荆州这个“东出跳板”，北伐成了“单线硬攻”，难度陡增。对刘备而言，放弃荆州，就等于放弃了“兴复汉室”的终极目标。

也正因如此，即便鲁肃后来退而求其次，想降低要求——不要整个荆州，只希望刘备归还靠近东吴的荆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最初也坚决不松口。214年刘备刚拿下益州，鲁肃就立刻派人去索还荆州，双方谈崩后，东吴直接派吕蒙率军武力夺取荆南三郡，孙刘两军在益阳剑拔弩张，差点彻底翻脸。直到曹操同年拿下汉中，威胁到益州门户，刘备才被迫妥协，与孙权签订“湘水划界”协议：东吴收回长沙、桂阳两郡，刘备保留南郡和武陵郡——即便这样，东吴想要的“完整荆州”仍未到手，双方的矛盾只是暂时压了下去。

217年，始终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逝，东吴内部主张对刘备强硬的声音彻底占了上风。两年后的219年，关羽北伐襄樊、荆州兵力空虚，吕蒙趁机率军“白衣渡江”，一举袭取荆州，还斩杀了关羽，把刘备势力彻底逐出了荆州。到这时，孙刘关于荆州的争夺，才算有了最终结果。

从东吴的角度看，这场“荆州之争”也实属无奈——荆州对东吴的安全，就像燕云十六州对北宋的意义：北宋没了燕云，北方门户洞开，只能被动防御契丹；东吴若没了荆州，长江中游的战略屏障就没了，蜀汉的水军随时能顺江东下，直逼东吴的核心统治区（建业、武昌等地）。对东吴而言，荆州不是“可让的利益”，而是“必守的生命线”。

回头看，鲁肃当初设想的“吴蜀以巫山为界”，最终确实实现了：公元219年之后的刘备集团只剩下一个益州，东吴掌控了荆州。但实现的方式，却和鲁肃的初衷完全相反：他想的是“礼送刘备入蜀”，用南郡换和平；最终却是“兵逐刘备出荆”，靠战争定边界。这场从“借地”开始的博弈，终究还是绕不开“地缘利益优先于联盟道义”的本质。也难怪后来孙权复盘往事时，会直言“鲁肃劝我借地给刘备，是他一生的一大过失”。

【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鲁肃传》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认同这个评价，特意在书中注明：“孙权对鲁肃的这番点评，优劣判断十分恰当，所以我把它记录了下来。”【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

说到底，鲁肃借南郡的问题，不在于“联刘抗曹”的大方向错了，而在于他高估了“联盟道义”对地缘利益的约束力——他以为刘备会因为“抗曹需要”放弃荆州，却忘了在天下割据的时代，没有哪个势力会为了“联盟情分”，丢掉自己的根基与未来。这步棋解了东吴的“近忧”，却因为没看透“荆州是死结”，最终酿成了孙刘反目、联盟破裂的“远患”，也成了三国史上最具争议的决策之一。